(29)当前中国特别青睐客观指标，绝大多数法治环境指标几乎全部由客观指标组成，很多综合指标体系也是以客观指标为主、主观指标为辅。

一方面，农耕村落的秩序总体上必须以国家和天下太平安定为前提，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另一方面，规范和治理父子、兄弟以及将另文讨论的男女关系，尽管起点和着眼点都在于保证家或农耕村落的井然有序，客观上还是支援了疆域更广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若视为双务合同，父慈子孝隐含的双向权利义务履行间隔长达20年甚或30年。

农耕社会中每个人就自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习以为常，哪怕血缘关系稀薄，出了五服，基于村落习惯的长者权威也不会遭遇，因此无需克服采取协商、选举或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纯政治性科层组织一定会遭遇的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秦国县以下基层组织的状况，又可参见班固：《汉书》（第3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2页。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教义学的判断，而是一个高度关注了经验后果的实用主义的判断，一个本质上属于法经济学的判断。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页。由此可以看出，老无所养是一个可能的威胁，一个潜在的成本会迫使部分本来不大关心孩子的父亲，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多少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

人的天性，诸如男女之、亲子之爱，可能有助于核心家庭的发生和巩固，但很难支撑大家庭、家族或同姓村落。本文其实是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拒绝了近代那种强调内圣外王的新儒家传统，一种思辨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传统。法院在专属于凯瑞蒙的诉讼程序中有义务公平地评估检察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

就刑事诉讼而言,对刑事被告人进行审判，以决定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该处以何种刑罚，这是各国诉讼制度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作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作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可以参照指导案例，并可以将其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参见林喜芬：《中国确立了何种无罪推定原则?——基于 2012 年刑诉法修订的解读》，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32页。我们裁判文书官网应该多加一句话，类似本案中德国地方法院在网上发布的说明那样[29]，来保证后案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利。

[1]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渝高法刑终字第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依照现代人权保障理念的核心，法治国家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价值置于刑事诉讼制度的首位，打击犯罪的追求服从于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

多数法官与少数法官争议焦点在于：在前案审理中对后案当事人的参考是否允许有主观因素的描述。而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对其足够重视。参见于天敏、孙长永等：《公诉转自诉案件检察机关该如何进行监督》，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8期，第33页。而本案显然属于前者，这也是最终多数意见形成的基础所在。

判断前案的法院判决是否对后案审理的案件构成预断最根本的评估标准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是否受到了影响，正当程序价值是否受到保障。自2001年以来，申诉人K一直是Euro 7 Fernseh- und 营销有限公司的股东，并在公司中交替占据总经理(首席执行官)、签字授权人(授权人员)的位置。要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审判，则需要结合考量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个案的特殊性，不能有所偏颇。在前案审理中，地方法院对整个判决进行了完整而全面的说理。

[22]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时欧洲人权法院也认为，即使公权机构没有审前预断行为，一旦媒体对案件进行失事报道而犯罪嫌疑人又没有充分救济渠道，依据《公约》第1条缔约方应当保证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1章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公共机关仍负有义务保障犯罪嫌疑人受到公正审判。

依据（2001）渝三中法刑初字第6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刑终字第479号刑事裁定，重庆市第三中院在对陈金权进行审理之前便对其做出了有罪的预断，并在（2003）渝三中法刑初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判决其应承担无期徒刑的刑事责任。重庆市第三中院所引证的事实是上级法院裁决和认可的事实。

虽然我国并没有在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24]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已经构建了一系列法律规则，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等，以确保公正审判及无罪推定内涵的贯彻和施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假设呼吁捐款和未经授权使用捐赠基金的负责任只有一个，那么G显然是在保护凯瑞蒙免受刑事追诉。除此以外，地区法院用法律术语和专业描述清晰地判定了他的行为等同于刑法中的诈骗行为，是诈骗中的共犯。参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评判理念，判决书中的这种措辞方式无疑构成了审前预断，不但侵犯了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还使其丧失应有的公正审判。2004年11月18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人陈金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了判决。首先，应当将禁止审前预断作为立法内容写入相关的法律规范中，明确在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一被告人的判决中叙述涉及另一共犯的事实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则属于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形成预断的情形，使之于法有据。

综合全案，有5位法官认为在判决书中涉及凯瑞蒙的描述未超出起诉及庭审调查的范围，描述内容不仅需要客观陈述，对涉及主观因素的评价也是必要和适当的。若两者发生冲突，人权价值优越于打击犯罪。

原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年第1期 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凯瑞蒙诉德国案 无罪推定 。汇编于联合国文献HRI\GEN\1\Rev.7, 134(2004)。

可以说，公正审判是法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是指法官在做出裁判（刑事诉讼中是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时，应该处于公正的无偏无倚的立场，不得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或在审判中未予承认的证据的影响。[10] 法院的调查结果主要来自于T、E、G的供述。

[8] ECHR, Karaman v. Germany, no. 17103/10. [9] 自1998年以来,一个特定的节目频道的广播的时间表已经分配给非盈利协会Deniz Feneri Yardimlasma Dernegi，该协会由土耳其电视台7频道人力资源主管且由协会董事会成员创立，节目在土耳其和德国播出时，协会承诺了慈善款项的援助项目并呼吁社会各界勇跃捐款。[9]2006年，法兰克福检察机关发动了对凯瑞蒙和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G、T、E）的调查，怀疑他们把募捐得来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商业目的和自身利益，涉嫌共同欺诈犯罪。（二）德国地方法院：判决书对另案处理的人罪行作了描述 在德国地方法院的审理过程中，G和E、T对主要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凯瑞蒙是否为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出现了分歧：G坚称他独自决定捐赠资金如何在土耳其使用，无需征求任何人批准。能够体现无罪推定精神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对法院的定罪权进行了明确规定，[26]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的宣告，强调控审分离和定罪权的统一性，并没有明文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行为，更没有针对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形成预断的防范措施。

法律条文对审前预断未能予以明确。捐款是通过土耳其电视台7频道在土耳其和德国全国范围内募集到的，整个募捐组织的运转与凯瑞蒙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6]《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凯瑞蒙案与陈金权案有相似之处，但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没有将必要性描述作为对凯瑞蒙的定案依据，而后者则直接将必要性描述作为对陈金权定案的依据。

在认定陈金权有指使杀人的犯罪行为时，一审判决除了采信胡刚、胡泽模等人的证言外，还以该事实得到了已经生效的胡泽模故意杀人案判决的确认为由，认定陈金权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关键词] 凯瑞蒙诉德国案。

法院的裁决不仅在多次场合下引用了申请人的全名，而且明确从这些引用中和判决文字中表述了身在国外的凯瑞蒙作为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中的作用，即在土耳其的帘幕背后的人掌控着这个犯罪集团，申请人在集团犯罪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少数法官则认为只能有客观描述，而绝不允许有主观评价。这也是《公约》第6条第2款主旨所在。为了保持司法的权威性和一致性，对于同一事实的认定，法院应当在前案判决和后案判决中做出一致的认定。

在之后的二审程序中，重庆市高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刑事部分的判决。且网站公布了一段评论称判决是终局的，只对本案3名被定罪的被告有约束力，并特别指出判决对其他人只形成参考，被单独起诉者凯瑞蒙不受该判决约束，他仍受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

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剥夺和限制。在审判中，他们与法院、检察机关达成了辩诉交易，因此法院获得了进一步的证词。

这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注重法官作为案件裁判者在审判案件中的中立性,也体现了应当对被告人进行公正审判的立法初衷。但是从法律正当程序角度说，在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的同，,是否是以真正意义上的诉讼方式对被告人进行审判，是否是以民主、正当、人道、公平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审判，这己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程序所追求的目标。